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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上半年,中国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。在深化经济改革的背景下,新旧动能转化稳步推进,创新模式和创新形式频繁出现,新兴产业蓬勃发展。

然而,随着新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、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压力的凸显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。

推动政府部门去杠杆化

“自去年以来,政府高度重视宏观杠杆问题,尤其是在金融去杠杆化方面。”原党委副书记、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表示,今年第一季度以来,去杠杆化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总体而言,中国金融业已进入杠杆稳定阶段。

降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去杠杆化的关键工程。哪些因素推高了政府部门的杠杆率?周认为,一是地方政府肩负着地方经济增长的重任,同时又面临着财权与市场力不匹配的困境,导致地方政府再融资平台大量涌现,负债增加;第二,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,稳定经济、稳定就业的责任也要求政府进行反周期加杠杆操作,这可能导致产能过剩,借新债还旧债,进而导致杠杆率上升;第三,间接融资市场严重分割了金融市场结构,特别是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,这也是企业高杠杆的内生原因。此外,模糊的信贷边界和缺乏市场机制也是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。

控制三大主体宏观杠杆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

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,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主要有两个因素,一是政府部门的软预算约束,二是财政支出的刚性和低效。

根据任泽平的分析,在国民收入分配中,政府所占的比例很高,而居民所占的比例很低。虽然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,但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、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,政府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。因此,为了促进政府去杠杆化,有必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和预算的约束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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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市场化改革带动国有企业

长期以来,民营企业的利润一直高于国有企业,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拥有更好的公司治理和更高的经营效率。然而,近年来,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,国有企业的利润超过了私营企业。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。

任泽平认为,在国有企业去杠杆化的过程中,有必要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和全社会的资源错配。今后,我们要大力推进服务业、能源等基础产业的大规模自由化,促进市场公平竞争,提高效率,降低成本。

此外,去杠杆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:亏损企业应该去杠杆化吗?

周说,首先要搞清楚这些亏损企业是属于市场清算甚至是“僵尸企业”,还是负债率高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。如果属于原企业,就要通过清理市场来解决企业管理问题;如果它属于后者,去杠杆化工作应该继续。

关于如何把握去杠杆化的节奏和力度,周认为,应把握好以下几点。首先,处理好业务增长和收益之间的关系。拖累企业效益增长的部分应坚决去杠杆化,在此过程中,应把握好企业增长率与经济需求管理的关系。第二,在引入去杠杆化政策时,要给市场和企业一个缓冲期,倾听企业和市场的声音,做好沟通工作。三是加强预期管理。在推进去杠杆化的过程中,要保证企业的平稳过渡,保证去杠杆化不会影响企业创新的质量和效益。第四,在去杠杆化过程中,有必要加强企业资金的流动性管理,以保持企业资金合理、充裕的流动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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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去杠杆化的“德国药方”

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,房价的上涨不仅增加了居民的负债率,还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。

任泽平指出,房地产去杠杆化的关键在于人地联动和金融稳定,从而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的平稳释放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德国国际合作署首席代表吉尔提出的“德国药方”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去杠杆化具有启发作用。

“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都存在泡沫问题,但德国是个例外。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,德国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已经基本稳定。”吉勒解释说,在房地产融资方面与其他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,德国的利率非常稳定,贷款与房地产价格的比率很低,约为60%。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体系使得德国的房地产拥有率低于其他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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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补充,德国建立了完善的承租人保护制度。在这种制度下,房客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他们在德国居住的时间越长,租房的时间就越长,得到的保护也就越多。此外,德国还规定了浮动租金率,以保证居民的基本租金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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